《论语·八佾》：“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。子曰：‘赐也！尔爱其羊，我爱其礼。’”
《论语·八佾》：“子曰：‘事君尽礼，人以为谄也。’”
周公当年“制礼作乐”的繁复程度是难以想象的，大到国家典章制度，小到个人行为规范，无所不包，密而不漏。这种礼乐制度的精神实质是维护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和统治秩序，所以现实政治中尊卑有序的局面一旦被打破，“礼”与“乐”就成了失去灵魂的僵尸，没有任何实际意义，人们要么虚以应付，要么干脆舍弃，“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”就是这种情况。
“告朔”是周朝礼制。周王每年秋冬之交都要在明堂举行仪式，向各国诸侯颁布历书（《月令》），下达政令，此为“颁告朔”。
各国诸侯返回封国后，将历书和政令藏于祖庙，每逢初一都要到祖庙中举行祭祖仪式，重新温习周王颁发的历书和政令，此为“视朔”。然后回到朝廷听政，此为“听朔”。这种上传下达、逐月核查的行政管理流程设置得非常科学，部分精神至今仍在沿用。
“告朔之礼”规定，在每月初一祭祖仪式上必须宰杀一只活牲祭于祖庙，周王用牛，诸侯用羊，这只活牲叫“牲牢”或“饩羊”，郑玄注曰：“牲生曰饩。”所谓“告朔之饩羊”，就是每月初一在祭祖仪式上宰杀的一只活羊。
春秋时期，周天子地位一落千丈，已经无力号令天下诸侯，周礼也日渐废弛、徒具形式。鲁国在鲁文公时期就已经不再月月举行“告朔之礼”了，《春秋·文公十六年》中就有这样的记载：“夏五月，公四不视朔。”鲁文公在当年的前五个月中竟有四次没有举行“告朔之礼”，这不是一句“公有疾”就可以搪塞过去的。
此后“告朔之礼”虽然时断时续、或有或无，但是每月初一助祭者都会准备一只“饩羊”，即便不举行“告朔”，他们也要把这只“饩羊”宰杀了，把羊肉分送给那些有名望的卿大夫，这就是所谓“分享”。
鲁定公时期，孔子因齐人实施离间计而被迫离开鲁国，临行前他情有不舍、颇为踌躇，弟子子路对他说：“夫子可以行矣。”他却说：“鲁今且郊（祭），如致膰（祭肉）乎大夫，则吾犹可以止。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”可见分享祭肉与遵从礼制之间存在着某种特殊的联系。
“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”应该是发生在鲁哀公时期的事情。子贡是孔子的得意门生，孔门十哲之一，他利口巧辞、能言善辩，因此孔子将其列为“言语”优等，其实子贡在政事和经济方面的才能更加突出，孔子真是低估了他。
子贡在孔门中是出仕较早的，孔子还在周游列国时，他已经先行回到鲁国，并受到鲁哀公和季康子的重用——《左传·哀公七年》：“夏，公会吴于鄫，吴来徵百牢……大宰嚭召季康子，康子使子贡辞。”《左传·哀公十二年》：“公会吴于橐皋。吴子使大宰嚭请寻盟。公不欲，使子贡对。”因此他对于“去告朔之饩羊”之类的事情还是有一定建议权的。
子贡细心地观察到，鲁哀公虽然已经废弃了“告朔之礼”，但是助祭者每月初一照例宰杀一只活羊，羊肉冬天尚可储藏，夏天就难以保存了。在以农耕为主的时代，一只活羊算得上一笔不小的财富，所以子贡从经济的角度考虑，提出“去告朔之饩羊”的建议。
孔子知道这件事情后很不高兴，他批评子贡道：“赐也！尔爱其羊，我爱其礼。”在孔子看来，“饩羊”是“告朔之礼”的一个重要象征，如果取消“饩羊”，“礼”也就彻底被人遗忘了！这件事情似乎并未就此结束，因为在紧接着的下一章中又记载了孔子对此事的相关评论：“事君尽礼，人以为谗也。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”
“谗”为谄媚之义。估计当时有人听说孔子反对取消“告朔之饩羊”，认为他为了巴结国君，故意在这些繁文缛节上与众人唱反调，故而孔子对此作出回应。
在“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”这件事情上，孔子算的是政治账（“礼”），子贡算的则是经济账（“羊”）。但是当政治已经变成虚妄无用的教条，再坚持算政治账，不仅显得迂腐，而且毫无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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