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：马浩亮
上将是解放军的最高军衔。中将、少将均由各军种、战区自行举行军衔晋升仪式。只有上将晋升仪式，由中央军委直接举行。
今年 7月5日和9月6日，中央军委两次举行上将军衔晋升仪式，共有9位上将履新，且都是军事主官。包括南部战区司令员王秀斌、西部战区司令员徐起零、陆军司令员刘振立、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巨乾生、继任西部战区司令员汪海江、中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、海军司令员董军、空军司令员常丁求、国防大学校长许学强。
7月5日，中央军委举行上将军衔晋升仪式。
两次晋升之后，解放军五大军种中，除了火箭军司令员周亚宁继续留任外，其余陆军、海军、空军、战略支援部队均更换了司令员；五大战区中，南部、西部、中部三大战区也更换了司令员，西部战区还不止一次。
9月6日，中央军委举行上将军衔晋升仪式。
这当中出现了不少新做法，也透出了新信号。
第一，推动年轻化。新任空军司令员常丁求9月6日晋升上将，他现年54岁，这刷新了解放军自1988年恢复军衔制以来，最年轻的上将年龄纪录。
常丁求曾是空军的王牌飞行员。在2015年抗战胜利大阅兵时，时任沈阳军区空军参谋长（正军级）的常丁求少将，驾驶战斗机飞越天安门上空。而后，他先后担任南部战区副司令员、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。如今，时隔6年，已经从一位少将参谋长，成长为上将司令员，跃升为空军最高指挥官。
常丁求曾是空军的王牌飞行员。
第二，流动性加快。最典型的是西部战区。2020年12月，西部战区原司令员赵宗岐退役，中部战区副司令员张旭东继任，并晋升上将。2021年7月，西部战区副司令员兼战区陆军司令员徐起零接替张旭东，担任西部战区司令员并晋升上将。仅仅2个月后，徐起零又被汪海江上将取代。
也就是说，自去年12月以来，短短9个月时间内，西部战区已经更换了赵宗岐、张旭东、徐起零、汪海江等四任司令员，这种调整频率是极其罕见的。
新任西部战区司令员汪海江上将，长期镇戍西部边疆，先后担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、司令员，新疆军区司令员。西部战区扼守中印边境以及阿富汗瓦罕走廊，并接壤广袤的中亚地区。汪海江的快速上任，凸显加强西部战区对边境态势的管控。
其三，陆军将领统领战区。在解放军原有的七大军区时代，其主官均为陆军包揽，这是“大陆军”体制的产物。而2015年开始的军改，废除七大军区、划设五大战区后，推动各军种平等，海军、空军将领参与到战区领导层，打破陆军“垄断”。如中部战区司令员乙晓光空军上将、南部战区司令员袁誉柏海军上将。
五大战区全部由陆军将领担任司令员。
而在今年的调整中，来自陆军的林向阳、王秀斌两位新晋上将，分别接替乙晓光、袁誉柏，担任中部、南部战区司令员。至此，五大战区再度全部由陆军将领担任司令员。
其四，军事、政治主官换岗。按解放军的序列编制，实行军事、政治“双主官”体制，二者平级。军事主官包括连长、营长、团长、旅长、集团军军长、司令员等，政治主官包括政治指导员、政治教导员、政治委员等。二线并行，各循路径调升，很少跨界。
以往也曾经出现过军政转岗的例子。2002年，空军政委乔清晨上将改任空军司令员，总装备部政委李继耐上将转任部长。而后多年未有类似例子。
而在今年以来，已有两位上将进行了跨界转岗。在新任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巨乾生上将、国防大学校长许学强上将就职后，战略支援部队原司令员李凤彪上将调任西部战区政委，国防大学原校长郑和上将转任本校政委。这种转岗的积极意义在于推动打破壁垒，以干部交流推进协同融合。
按照军衔规定，海军、空军、武警，在上将前加前缀，如“空军上将”常丁求、“海军上将”董军、“武警上将”王春宁等。而陆军、火箭军等统一授上将，不加前缀。火箭军虽为独立军种，并且有专属军装，但未像海军、空军那样设专属军衔。
至于军委机关、战区、战略支援部队、联勤保障部队、三大军事院校等，由不同军种官兵组成，依然佩戴各自原来的军衔。
将领如果跨军种任职，需要相应改授该军种的军衔，如果调任军委机关、院校、战区，则无需更改军衔。如安兆庆由南部战区空军政委调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政委时，继续佩戴空军军衔，但从军委装备部政委调任武警政委后，则改授武警军衔。
解放军长期实行的是职务等级、军衔等级两套体系。军官军衔共分为3等10级，将官3级，校官4级，尉官3级，依次是上将、中将、少将；大校、上校、中校、少校；上尉、中尉、少尉。但职务等级却分为军委副主席、军委委员、正/副战区、正/副军、正/副师、正/副团、正/副营、正/副连、排等共15级。显然，二者无法一一对应。
因此，这就出现两种情况。一是“一衔多级”，如大校军衔，可以授予副军级、正师级、副师级，少将军衔同样跨越副战区、正军、副军3级；二是“一级多衔”，如正战区级可以是上将或中将，副战区级可以是中将或少将。
军衔的初衷是明确战场上的指挥关系，军衔高者指挥低者，低者服从高者。职务与军衔两条线并行，给实际工作带来了许多困扰。
例如，司令员与政委同级，且司令员作为军事主官排名第一位。但如果政委比司令员资历老，出现上将政委与中将司令员搭档的局面。再如，司令员与参谋长、政委与政治部主任是最直接的上下级关系，但此前由于军衔晋升的时间限制，经常出现“平衔指挥”，即司令员与参谋长同一军衔，弱化了主官的权威。
甚至在基层部队，还出现“低衔指挥高衔”的倒挂现象，如副团长是少校，而营长却是中校。这就背离了设置军衔便于识别职务、靠军衔明确指挥关系的初衷。军衔的功能被严重削弱。
就上将军衔而言，以往晋升，遵循“4+2”原则，即需要中将军衔满4年、担任正战区级职务满2年，方可晋升为上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军队更看重职务，军衔反而成为附属品。这一弊端影响了日常的指挥管理，也弱化了军衔的激励作用与功能。
2019年，解放军军衔改革迈出重大步伐。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先行调整军级以上军官军衔晋升有关政策的通知》。军官等级体系改革正式启动。
按照新的制度，正战区级职务与上将军衔严格对应，升职即晋衔，同步进行，不再需要满足时间条件限制，不会再出现正战区级将领还长时间佩戴中将军衔的局面。军衔与职务的对应更加清晰。
如今进行的军衔改革，解放军将逐步建立起“军衔主导”的等级体系，等级体系和待遇都将从以职务为主，向以军衔为主转变。目的在于厘清领导指挥体制、完善军官选拔晋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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